能源需求预测和规划应当符合中国阶段性经济增长的规律，能源投资规划应避免短期化，以避免短缺对经济的影响，减小匆忙应对短缺对经济、环境和能源结构的影响。

如果上述两大因素都发挥作用的话，将对美元的内外循环机制形成阻断效应。其突出的影响是美国国债的融资成本将有所提高，也将倒逼美联储被动性提升利率水平，改变其坚持的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立场。

这是导致目前美国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影响原因之一。鉴于其他国家央行及机构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是目前美元回流的主要形式，这部分资金更看重投资的安全性而不是投资的回报率，这使得美联储即便维持低利率，也能吸引国外美元的大量回流。这是因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目的是为了改善美国信贷市场的过度紧缩状况。其二，美国债务风险可能会趋于长期化，导致近期标准普尔将美国国债评级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未来标准普尔还可能调降美国AAA的评级。但笔者认为，目前有两个因素可以阻断美元的内外循环机制。

当前，美国经济似已走入一个循环死结：自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实施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扭转经济复苏缓慢和失业率高企之被动局面，还深受通胀压力回升之重。但是，推行零利率政策，使得小型银行难以从美国银行间市场中资金充裕的大型银行手中拆入资金，从而限制了他们向中小企业的大量贷款融资。农林水事务支出8052亿元，比上年增加1331亿元，增长19.8%。

交通运输支出5488亿元，比上年增加840亿元，增长18.1%。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从1991年的2211.23亿元，增长到2010年40609.8亿元。而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前三年的29.8%、28.1%和22%，增长到后三年的55.7%、52.2%和49.4%。就地方财政支出而言，1991年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为2295.81亿元，到2010年增长为73602.49亿元，20年增长了32.06倍。

基于此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专门针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撰写一文。可见国富民穷严峻到什么程度。

从支出项目来看，据财政部统计数据，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大项包括：教育支出12450亿元，比上年增加2012亿元，增长19.3%。赞同者居多，但也有部分读者对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均衡问题提出不同观点。为保持应有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政府必须时常与各地方政府对分成额度进行讨价还价，既有失中央政府的权威又加大了制度成本，还有可能损害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组织税收的积极性。转型就意味着阵痛，缓解阵痛就需要舆论宣传，让民众都明白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公共安全支出5486亿元，比上年增加742亿元，增长15.6%。如何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待分税制？若要客观、真实的了解一项政策或制度，并须充分了解其历史背景，并以历史观的视角去解读政策。缺钱和政绩压力使得地方官员把目光转向了预算外的卖地收入。如果再往深入探寻，就有可能把视野转向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集权社会，集权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只有跑部，才能钱进

经济中若出现长期回报率回升的预期，会吸引更多资本持续回流美国，这样美元和美元资产能托住而反弹，家庭负债率会停止恶化开始改善，消费开始可持续增长（这不同于减税政策刺激的短期效应），政府税基稳定将稳步缩减赤字。这些潜在的债务在未来五十年会逐步演变成现实的债务。

当盖特纳要借钱时，不太独立的美联储或将只能被迫购买公共债务。其中1.1万亿的头寸是美国的国债，美联储目前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多头头寸的持有者。

而这又可能会加深市场疑虑，促使投资者加快逃离美元，最后利率再度升高，需要更大规模量宽来压制。而今天却变得有些脆弱，今年3月，格罗斯和PIMCO已经沽空全部美债头寸。以上这个过程在2013年前看到的可能性是零。期待一个要选举的总统做更多是不现实的。他们是不会节衣缩食来再平衡的。到2025年，美国的税收将只够支付利息（预计将从目前的每年2000亿美元飙升至逾1万亿美元）和福利计划，将没有余力去做其他任何事情。

这需要民众政治容忍度。假如把美国各级政府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税收减免也考虑进去，则公共投入所占的比重会超过60％。

持续量宽而致新兴国家危机：在严重的通胀中发生经济的硬着陆——投资效率和回报率大幅下降——资金开始大量撤离——货币贬值，与之对应的是美国的融资环境大幅改善，全球性恶性通胀压力随着资产泡沫的破裂而消退。但美国需要实施长效政策的耐心，因为新的经济因素和模式的创生，前期需要财政的推动，投资于教育、研发和创新。

但随着经济向实心化逐步回归，就业能稳步持续恢复。美国在找到靠经济增长的正向效果来冲销债务的方式前，说老实话，恐怕也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宽没有尽头。

当增长预期、通胀预期上升时，美国国债市场便可能孕育麻烦，甚至动荡。2007年之前的财政赤字，主要是外国人为美国政府融资，中国、日本和资源国家的年度经常账盈余大概能覆盖美国政府需要融资总量的70％。为了压制长端利率，需要不断拓展量宽规模。所以今年以来，一种预期开始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中扩散，从1981年到现在，美债30年的牛市是否已经结束？这种牛市的信念在美联储2004年中期启动的长达17次的加息周期中都未曾撼动过。

美国必须大幅削减其高额的社会福利成本，实体竞争力才能重新回升，因为美国从来不缺重构、创新和再投资的制度活力，只要经济成本下降后，便可能加快全力向新能源与新知识服务型转型。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保、医保的上涨成本将由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所承担，美国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状况会急剧恶化。

这说明量宽后，美联储的信誉已经受到越来越大怀疑。由此，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从危机前的8300亿美元扩张至当前的2.5万亿美元。

美国实施QE2后，美国长端国债收益率不降反升，10年期从2.4％上升至当前3.4％，30年期从3.9％上涨到4.5％左右。这样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会引致消费的增长－企业利润增长－资本性支出（投资）增长－政府税收增长－直至财政赤字的改善。

因为有美元的所谓结构性垄断的权力。唯有此，我们方能断定全球经济新增长的长周期得已开启（上一个长周期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IT革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至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裂，而后新经济的溢出效应还推动了经济持续繁荣了5年）。需要减税，去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活动集群式迸发。进入专题： 美国债券 。

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在未来的数年中，需要加一百二十个小心。美国人认为债务、赤字和通胀是威胁，但不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前苏联解体与1990年日本经济陷入大衰退，还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都是一样的效果。量宽的全部逻辑在于此。

对世界来讲，这是恐怖的。在牙买加体系的过去四十年中，美国人非常善于运用通胀的时间差异和速度差异，在大规模资本运动中实现财富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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